学界对郭沫若的小说评价不高，但在过了一个世纪之后，回望他的小说，会发现现在很多新形式，是他早就试验过的。比如，1980年代小说一度流行元叙事，当时被视为先锋，郭沫若很多小说就带着元叙事的色彩；之后武侠、网络小说中出现穿越模式，郭沫若的历史小说早就打乱时空，让不同时代的人物凑在一处了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郭沫若就是多么了不得的小说家，毕竟，他的元小说、穿越小说，与1980年代以来的形式实验有一点本质的差异，即是否自觉地进行形式实验。郭沫若的元小说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素材并未被充分加工，打破时空也是为了更好地传达他的文化和政治观念。也就是说，他不是为了做一个小说家而如此处理小说形式，而是为了表达他的想法而近乎本能地尝试了这些新形式。因此，郭沫若算不上一个为小说而小说的纯粹小说家，他小说的意义在于，他的生活世界和小说世界是浑然一体的，在这个整体的视野中，生活的形式和小说的形式同步发生着变革，最终，小说不仅记录了他的生活，表达了他的情感和思想，也与世界的变化同步，而且还生成了独特的形式美学。这是郭沫若小说的文学价值。

学界对郭沫若小说的研究不多，却不乏一些值得进一步开掘的论述，限于篇幅，这里先介绍严家炎先生的研究，也借此谈谈“小说家郭沫若”的研究路径。

严家炎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》的一大特点是，以流派为核心，兼及个人，能深入介绍小说的形式特点，能从小说学而不是文化思潮的角度勾勒中国现代小说的沿革史。在介绍创造社的小说时，着意介绍了郁达夫和郭沫若的小说，在他看来，创造社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特征，像郁达夫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，创作了新的小说样式，即情调小说。至于郭沫若，与我习惯性将其归入浪漫主义流派不同，严先生主要是从现代主义的角度介绍郭沫若。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下，郭沫若创作了不少心理小说，并且自觉地将心理学知识化为叙事的形式。这具体体现为几个方面：一是按弗洛伊德学说来写潜意识、写梦，如《残春》《月蚀》《喀尔美萝姑娘》；二是写“力比多”创造了文化和文明，如《Lobenicht的塔》。第三方面主要是写变态心理，这方面郭沫若的小说不如陶晶孙、郁达夫的那么典型。除了现代心理学的影响，郭沫若的小说还深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，在严先生看来，郭沫若“从1922年的《残春》起到1926年的《湖心亭》止，一共十七篇小说，大体上都具有这种浪漫主义加表现主义的情调”。并指出表现主义所带来的小说学上的突破，即打破了欧洲小说常见的情节模式，生成一种无中心的结构：“小说结构往往很散漫，难以找到什么高潮之类，但是在表现人物特定的心境、表现某些微妙的心理活动以及表现作者才情个性方面，确实是有长处的。”（严家炎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》，北京：新星出版社2021年，第92页。）这个路径对于理解郭沫若的小说是非常有益的，因为，长期以来，郭沫若的小说之所以不受学界重视，正是因为他的很多小说不符合我们常见的小说标准，找不到明确的主题，也找不到明晰的情节线索，看起来只是在写一段时间的处境、心境和情绪。从表现主义的角度，或者从情调小说的角度而言，这不仅不是一种缺陷，反而是一种创格，是具有小说学意义的。

流派史因为视野宏观，现在很少见。我们重读严先生的文字，却发现严先生的流派史并不粗疏，而是始终围绕小说学而展开，这实际上是我们未能深入展开的地方。此次《郭沫若学刊》的青年栏目让我邀请青年学生撰写相关论文，我第一时间就想讨论郭沫若的小说和小说学。四位博士生陈若凡、陈子倩、魏正泓和王雅萍分别探讨郭沫若小说如何再造革命主体、自然书写如何通向救赎美学、都会经验与思想转向之间如何互动，以及新文化人如何处理新家庭的问题等议题。这些论文在研究的深度，下判断的火候方面，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不过都触及郭沫若早期小说和思想的核心话题，并未回避郭沫若研究的一些难题，可以看出青年学生的锐气和勇气。他们的问题意识，在文学如何与社会、历史连结的学术框架之内，未聚焦小说学问题，因此，我特意选择严家炎老师的论述作为引言，希望借此让“小说家郭沫若”这个话题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