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

1944年，日军向正面战场的豫湘桂等广大地区发起进攻。至11月，已占领了广西的桂林、柳州、南宁和贵州独山。　　

国民党军队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决胜阶段时却失去大片国土，震动了中国朝野。全国各抗日和进步阶层非常愤恨国民党的一党专制，国统区掀起了抗战以来空前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。　　

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王若飞指示文工会党组织，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宣言。郭沫若、阳翰笙、冯乃超、杜国庠对此作了研究，然后在天官府7号和4号又召开两次会议研究，公推邓初民、翦伯赞各自起草一份宣言草稿。初稿草拟好后，朋友们看了觉得意犹未尽，也有不太恰切之处。于是，又推定郭沫若执笔重新起草宣言稿，即《文化界对时局进言》（又称《民主宣言》），全文1850字，提出召开各党各派公正人士参加的“国是会议”，组织“战时全国一致政府”，实现民主的六条要求：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，恢复人民集会、结社、言论、出版、演出等的自由；取消一切党化教育措施，保障学术研究与文化活动的自由；停止特务活动，切实保障人身自由，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，枪口一致向外，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；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，使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；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，采取对英、美、苏平行外交。宣言旗帜鲜明，与国民党专制统治、反共反苏政策针锋相对，要求民主、团结态度坚决。　

为使宣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号召力，在党组织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，郭沫若率领文工会成员，分头征集签名。　　

1945年2月5日上午，郭沫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袍，带着延安的红枣和小米到嘉陵江北岸的磐溪石家祠堂，探视病中的徐悲鸿。郭沫若说，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托他送来的。徐悲鸿抚弄着黄澄澄的小米和红艳艳的枣子，苍白的面容顿时泛起了光彩。他殷切地请郭沫若代他向周恩来转致深深的谢意。两位老朋友围着小炭火盆坐下来，郭沫若询问过病情后，两人就谈起了重庆文化界的现状，谈起了当前的时局。徐悲鸿流露出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忧。他们都希望能组成有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，以利于抗战。郭沫若立即从衣袋里掏出一份文稿，题目是《文化界对时局进言》。徐悲鸿接过去读着，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。待郭沫若说明缘由后，徐悲鸿毫不犹豫地提笔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　　

2月22日，《新华日报》《新蜀报》等报纸在第二版头条发表了宣言及312名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签名。

这则消息振奋人心，也刺痛了国民党顽固派。　　

蒋介石责令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潘公展、副部长张道藩追查严处。他们对签名者威胁利诱，采取写悔过书、关禁闭等处罚。张道藩打电话骂国民党老牌作家华林：“你吃着国民党的饭，替共产党服务，你这个饭碗，还要不要？”华林吓得都哭了，急问怎么办。张道藩说：“登报申明是受了郭沫若的欺骗。”　张道藩还上歌乐山，客气地问冰心：“名字是您签的吗？”冰心直截了当地回答：“是。”张道藩只好悻悻而去。　　

张道藩授意华林等几个国民党机构中的文人，在《中央日报》上发表声明，说明他们签名的文件是救济贫病交加的文化界人士的，并非《文化界对时局进言》，被郭沫若欺骗了。然后，派人将登有声明的《中央日报》送到徐悲鸿家，希望徐悲鸿也发个声明，声明自己的签名也是受了郭沫若的欺骗。徐悲鸿冷冷地说：“我没有受骗，我对我的签名完全负责！”　　

郭沫若拟定的《文化界对时局进言》很快传遍了全国，点燃了国统区民众要求民主、团结的烽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