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爆发后，郭沫若别妇抛雏，毁家纾难，毅然回到国内，投身于全民抗战的滚滚洪波之中。他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，后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，从事抗战文化的组织领导和宣传工作，同时继续他在历史学领域的研究。作为文学家，郭沫若在抗战期间的历史剧创作，迎来了他创作生涯新的辉煌。

早在开始创作新诗的时候，郭沫若就开始尝试戏剧创作，先是写诗剧，后创作舞台剧，成为早期中国话剧创作的实践者之一。话剧艺术在传入中国之初的那个时期，还没有原创作品，李叔同、欧阳予倩和春柳社所演剧目多改编自外国文学名著。到郭沫若、田汉等人进入这一领域，才开始有了原创的剧本。上世纪20年代初，郭沫若创作了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主题、统称“三个叛逆的女性”的《卓文君》、《王昭君》、《聂嫈》3个剧本，很快即被搬演，在大革命时期广州的话剧舞台上非常引人注目。

抗战爆发后的上世纪40年代初，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愈益严厉，直接针砭社会现实，特别是抨击专制腐败、投降分裂势力的文艺创作受到钳制，进步的作家们于是转向历史题材，借古喻今，以古事鉴今事。郭沫若率先整理创作了历史剧《棠棣之花》，继而连续创作了《屈原》、《虎符》、《南冠草》等6部大型历史剧。《棠棣之花》、《屈原》等剧作的每一次上演，都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，有力地抨击了社会现实中的黑暗势力，传达出广大民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心声。其他许多进步作家也纷纷有佳作问世，国统区的话剧舞台呈现一片繁盛局面。

远在延安的毛泽东读过《虎符》的剧本后，在给郭沫若的致电文稿中写道：“收到虎符，全篇读过，深为感动。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，我向你表示庆贺。”不久后，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说：“你的史论、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。只嫌其少，不嫌其多，精神决不会白费的，希望继续努力。”

郭沫若的抗战历史剧创作，在《女神》之后，成就了他文学创作领域的又一高峰。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抗战历史剧创作，促生了一个历史剧繁荣的局面，这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。根据创作实践，郭沫若还总结、阐述了一系列关于悲剧、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的戏剧理论。这些理论，对于当代的历史剧创作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。

在整个抗战期间，郭沫若的文学创作、学术研究，都取得了丰硕成果，但更为重要的是，他实际上成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一个领军人物。在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岁生辰之际，重庆、延安、桂林、新加坡等地的文化界都举行了纪念和庆祝活动。周恩来特意写了《我要说的话》，对于郭沫若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在新文化史上所发挥的作用，有一个十分精辟的评价。他说：“郭沫若创作生活25年，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25年，鲁迅自称是‘革命军马前卒’，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。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，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。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，郭沫若便是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。”